2011年，南京钟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史秀莲（右）在养老调研过程中发现，中国90%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，但却严重缺乏养老照护
2013年，史秀莲在南京市某社区发起“时间银行”试点。她认为，“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也许是投入最少、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与”
79岁的芮祥云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，这里是南京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区之一。平均每4人中，就有1位是老人。
这是一套典型的独居老人的屋子：光线昏暗，不用的家具大多盖着罩子，上面落满了薄薄的灰尘；家里常年飘散着膏药味，大大小小的药盒随处可见；桌子的玻璃板下压满了写有手机号的纸条，如果发生意外，这些电话是联络亲属的重要途径。
截至2021年末，全国空巢老人数量超1.3亿人，仅仅在南京市，就有100万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
2010年，丈夫离世后，芮祥云成了空巢老人，日子变得难捱。年轻的时候，她是南京“1002厂”的工程师，培养了一对极为优秀的儿女。儿子毕业于南京大学，1998年前往美国定居；女儿工作地点在20多公里外的开发新区。
优秀的另一面是，孩子们注定无法腾出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。芮祥云患有膀胱癌，两年前做了尿流改道手术，排尿困难，并且常年受冠心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折磨。医生曾跟她撂下重话：你再感染一次，命就没了。
疫情期间，芮祥云后遗症发作，一度请不到合适的保姆，直到她遇到了“时间银行”的志愿者詹宁辉。送饭、拿药、陪诊、陪聊，孤独的生活里突然有了“依靠”。
为了更好地照护老人，志愿者詹宁辉通过“时间银行”的培训考取了中级养老护理员资格证。每隔一周，詹宁辉会上门为芮祥云更换造口袋，她成了芮祥云生活里最亲近的人——“犯低血糖，走不动路了，一个电话，她就会骑电动车载我回家”。
詹宁辉今年62岁，退休7年。她个性平和，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，每当听到老人的伤心处，她总会眉头微皱跟对方一起共情。曾有80多岁的老爷子因为“儿子不孝”跟她诉苦，说到眼泪直淌；也有患风湿的90岁老太太对她讲，“你不在，我也像无家可归了”。
詹宁辉了解到诸多年老无助的故事：一位坐电动轮椅的大爷，房产被儿子转移，现在时不时会被儿子赶出家门；罹患重度阿兹海默的老人，子女怕他走丢，将他锁在家中……
加入“时间银行”3年，詹宁辉积攒了630多个小时的服务时长，帮扶过的老人已经接近百位，她看到了太多衰老的无助与无奈。
“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”，是最常见的互助模式。他们退休不久，身体健康，有大把的时间，更能理解老年人的心理。当他们在不久的未来需要被照护的时候，可以兑换同等时长的养老服务。
近年来，也有更多的年轻身影加入“时间银行”。23岁的陈馨怡，2022年末加入“时间银行”时，她的初衷很简单，希望自己积攒的服务时间，可以在未来“转赠”给卧床的奶奶使用。
陈馨怡持有专业的养老护理员证书。高二那年，她的母亲和爷爷相继因病离世，短短几个月，这个18岁的女孩签署了5份病危通知书，以至于她经常出现幻听，抢救室里仪器的警报声经常在耳边徘徊，让她感到窒息。
见证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之后，陈馨怡读大学的时候选择了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，希望自己能参与进生命的最后一程，好好地让老人们与世界告别。
在“时间银行”，陈馨怡为半失能的老人理发、助洁、按摩，也提供测血糖、量血压、翻身等基础的医疗护理服务。
曾经，一对患有阿兹海默的老年夫妇，在开门看到陈馨怡的一刻哭了起来，以为是自己“好久不见”的家人。陈馨怡意识到，衰老不仅意味着记忆的流失，也意味着情感、安全感的丧失，“如果长期缺乏陪伴，老年人罹患抑郁的概率也会快速升高。”
什么是“时间银行”？过去十年里，“时间银行”的推动者史秀莲在向老年人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常常遇到难题。
有老人一听到“银行”二字，就以为是要交钱的，特别抗拒。史秀莲努力用最简单的方式向老人们解释：“你可以帮别人买菜、买药，上门打扫卫生，这些时间都可以被记录下来，然后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就可以兑换你需要的养老服务。”
大学从新闻专业毕业后，史秀莲成为南京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。2011年，学校设立了“老年服务人才培训中心”，因为参与老年项目调研，她意外地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养老困境。
老人们普遍不愿意住养老院，不到迫不得已，都会在自己家里养老。好多半失能的独居老人，上个厕所摔倒在地上，就起不来了，延误了治疗的黄金时间。
为什么不住养老院？史秀莲一度苦口婆心劝说半失能的老人，但慢慢地，她开始理解老人们的想法，高端养老院收费高昂无法负担，普通养老院自由度很低，还可能会让外人觉得“儿女不孝”，新闻上爆出的养老院负面新闻更是让老人们“恐惧”、“害怕被欺负”。
“老年人对自己的房子是有执念的，那是他们打拼一辈子攒下来的基业，希望在自己的基业里面慢慢离开”，史秀莲说。
2021年，卫健委提出养老“9073”格局，90%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，7%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，只有3%的老人会选择养老机构入住。居家养老仍旧是国人养老的主流方式
但居家养老面临巨大缺口：一方面，缺少专业的护理人员和上门服务规范，国家卫健委2021年提供的数据显示，我国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约有4500万，但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有50万人。
另一方面，昂贵的价格——动辄几百元一次的上门服务，让中低收入老人“不敢想象”。
史秀莲想到了身处老家溧阳的父母，“摔倒后无法起身”的困境会不会是自己父母的未来写照？过去40多年，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变迁，大量的年轻人背井离乡，去大城市里工作、定居，不得不把父母留在千里之外的老家。
很多志愿者都和老人成为了朋友，在一些老人眼里，”除了卖保健品的，就没外人这么对我好了！“
“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在这个城市尽所能地帮助我身边的人，然后在我的家乡，也有和我一样的人愿意帮助我的爸妈。”
在她走访的家里，有一个场景让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一位60多岁的独居老人常年用一块砖头抵着门，留一道门缝，以便自己在家中遇到意外可以呼喊邻居，那道门缝成了孤岛老人和外界的唯一连接。
史秀莲第一次意识到“邻里互助”的重要，在此之前，她也曾是一个强调“边界感”的都市青年，碰到楼里的邻居都想躲避别人的目光。但调研让她发现，对于身体机能日渐退化的独居老人，邻居、社区往往是意外发生后最可靠的求助对象。
查阅资料的时候，史秀莲看到了一个名为“时间银行”的互助养老概念，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埃德加·卡恩（Edgar · Cahn）提出，并且已经在全世界多个发达国家开始实践，“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储存在那里，等到年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”。
2013年，史秀莲开始探索“时间银行”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，希望能够作为“居家养老”的一种补充模式。
当时，“南京彭宇案”引发的信任危机仍旧余波未尽，大众对“互帮互助”的叙事心有余悸，导致她在推广时举步维艰。运营最艰难的时期，史秀莲把自己的房子和积蓄都垫进去了。
直到2019年，南京市政府印发“”，宣布在南京市12个区的247个社区启动“时间银行”试点。如今，全市已有1447个“时间银行”服务点。
南京市在全市推开试点之后，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，以及更多的信任基础，政府也给每一笔订单上了保险，保障志愿者、服务对象在服务过程中的安全。
南京市政府还规定了几类“免费发放时间的老人”，包括特困老年人、低保家庭中失能老年人、80岁以上的“双老”家庭或独居老人，以及农村留守老年人等等。
这个系统类似于滴滴打车，老人们在平台上下单，包含上门保洁、理发、精神慰藉、代买菜、买药、陪诊等20多种服务项目，志愿者接单后上门服务。“所有的流程都是有轨迹的，志愿者到哪里了，是服务进行中，还是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在监管平台上都能够查询到”，史秀莲向我们介绍。
由于考虑到大多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，老人们可以让志愿者、家人代下单，或者在服务点提前统计老人需求后统一发单。如今，平台注册志愿者和使用者的累计人数已经超过20万。
史秀莲还设计了“时间转赠”机制，假设女儿在南京市建邺区生活，那么她可以把自己存储的服务时间，给鼓楼区的母亲使用。“它就跟银行账户一样，可以让我们的直系亲属，享受我们积攒的时间。”
“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也许是投入最少、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。”
作为单身女性，史秀莲非常理解当下年轻人的养老焦虑。“我们这代人，很多到了30多岁仍是单身，也不想结婚，老了以后谁来为我们养老？”
持续低迷的结婚率、生育率，都在加速人口老龄化的进程。根据梁建章团队的计算，预计2050年，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上升到 52.44%，这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就得抚养一位老人。社会化养老将是必然趋势
十年的“养老志愿服务”经验，也让史秀莲意识到，生命的后半程，最日常的事务也会沦为高难度的体能挑战，两三百米的路，可能走起来像是没有尽头。
“我们年轻的时候，真的没法体会老了以后的那种无助感”，正如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说，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“独立的存在”，然而衰老的过程就是逐渐变成“依存性的存在”。
很多年轻人觉得“老了大不了住养老院”，但抛开私立养老院高昂的费用不谈，大多数老人在入住养老院之前都难免经历“轻度失能”的阶段，手脚不灵活、穿衣困难、走路费劲……这个时候就需要居家服务人员的介入。
电影《岁月自珍》中，独居老人“角谷美智”不得不继续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支
拿当下南京市的市场价格估算，家政保洁最低50块一小时，两小时起步；陪诊，最低200元一小时，加上检查化验时间，一次可能要花去四五百元，相比之下，南京市人均养老金仅为3000多元。
“养老如果只是一门生意，其实会有很多隐形风险，更何况不是每个人都能存到足够的养老积蓄”，这些年史秀莲深有体会：“很多人的收入都打了折”，存款的购买力因通货膨胀而不断缩水。
但时间是可以抵御通货膨胀的，“年轻时候通过志愿服务积累的500小时，到老了以后仍旧是500小时，”史秀莲说，如果把“存时间”的志愿服务看作是一种“养老投资”，它的回报率还挺高的。
很多年轻人认为有一定的经济储备就无需担心养老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家庭收入的不可控因素会慢慢的变多
“这是一种入门简单也最便宜的养老方式，即便我收入很低，但只要存了‘时间’，我也可以扛一阵子。”
时间面前人人平等，是“时间银行”的另一个重要原则。不同的工种、职业，付出同等时长的劳动后，存储的时间都是相同的。
史秀莲举例，市面上，一位心理咨询师的收费可能是每小时500元，一位保洁阿姨的收费是每小时50元，但在时间银行，他们的“劳动价值”没有差异，“一小时就是一小时，时间面前，没有高低贵贱”。
曾有学者质疑过这种“无差别”的时间记录方法，史秀莲认为，把时间的价值分为三六九等，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，但在志愿服务条例下，付出的时间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。
“时间平等”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年老之后，一个人最迫切的需求往往也是最日常的，“很多人都忽略了，当一个人不能动的时候，一个歌手站在他床头唱一首歌的价值，和端一杯水给他的价值，其实是一样的”。
不过，“时间银行”的发展仍旧面临一系列难题，我国人口流动率很大，一个人可能会在A市工作，B市养老，那么，存储的时间能否实现跨地区“通存通兑”？不同城市，能否提供同样的政策支持？
2020年起，南京模式的“时间银行”在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探索，至今已经在全国3个省份的5个城市进行试点。但由于不一样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各不相同，人们对养老的需求也很不一样，要打通城市之间的“承认机制”，可能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。
史秀莲把它形容为“养老防御墙”，“在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去选择市场里养老服务的时候，它能成为我们每个人保底的那个选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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